国有股转持当与国有股份挂钩
            
    最近出台的国有股转持政策，受到了舆论界的一致好评。由于社保基金是全国人民的养命钱，而目前社保基金的缺口又很大，开通国有股转持渠道，实在是扩大社保基金资金来源的有效办法。毕竟在资本市场里，国有股权所占的比重很大，如果能将其中的一部分转由社保基金持有，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填补社保基金的缺口。因此，国有股转持政策利国利民。

    不过，在肯定国有股转持政策这个大方向的同时，国有股转持政策一些细节上的问题也需要得以正视。国有股转持，顾名思义转持的应该是国有股。但由于一些细节上的偏差，以致个别非国有股也受到牵连。同时，也正是基于一些细节问题，以至国有股转持所挂钩的并不是国有股份，由此不仅引发国有股转持比例不合理的问题，而且，在客观上也导致社保基金应转持股份的减少。如果解决了国有股转持与国有股份挂钩的问题，社保基金转持的股份将会大幅增加，这对于弥补社保基金的缺口大有裨益。

    在众多上市公司中，最先对国有股转持提出异议的是力合股份。力合股份6月26日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清华科技园”持有的拓邦电子361.6万股被列入应划转社保基金范围，并被冻结。然而，“清华科技园”是力合股份的控股子公司，持股比例为57.15％，其他股东分别为深圳力合信息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股33.21％、清华控股有限公司持股9.64％。而只有清华控股有限公司才是国有独资公司，持有的国有股权管理最终隶属于财政部。清华科技园持有拓邦电子的股份为1352.4万股，按此计算，国有股东清华控股公司的间接持股也只有130.37万股。即便是将清华控股的间接持股全部转持，也只有130.37万股，而多出的231.23万股，则是另外两大股东，即力合股份与深圳力合的股份。所以，将“清华科技园”持有拓邦电子股份中的361.60万股划由社保基金转持，无疑是对非国有股东利益的损害。

    也许这个问题只是个别现象。但更重要的也是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是，国有股转持的挂钩对象搞错了。国有股转持理所当然应该是以国有股数量为基准，国有股数量多，则转持的股份就多；国有股数量少，则转持的股份就少。但令人不解的是，国有股转让的比例虽然确实为10%，但这10%的基数不是国有股股份，而是“首次公开发行的股份”，也即是社会公众股。社会公众股与国有股转持一点关系都没有，却将社会公众股列为了国有股转让比例的基数，实在是没有任何道理，由此引发的问题却是非常明显的。

    一是国有股股东划转的比例不统一，甚至妨碍国有股转持政策的执行。由于是根据首发规模来确定国有股转持比例，这样首发规模越小的公司，国有股转持份额就越小。如中石油，首发规模40亿股，仅占公司A股总股本的2.47%；与此相对应的是，国有股转持仅为4亿股，仅占国有股的0.25%。而从拓邦电子的情况来看，在认定清华科技园持股是国有股的情况下，其转持比例高达26.74%，这一转持比例是中石油国有股转持比例的100倍。假如清华科技园持有拓邦电子的股份不是1352.4万股，而是300万股，那即便是将国有股全部划出了，也不够361.60万股的转持指标。

            
    自去年6月29日赵丹阳以211万美元的天价拍得今年6月24日与股神巴菲特共进慈善午餐的机会以来，国内媒体对“天价午餐”的争议就一直都在延续着，直至这顿“天价午餐”用完之后，“天价午餐”不值得的说法仍然在市场上流行。尽管赵丹阳自己表示，211万美元花得“非常值得”，“换来无价之宝”，但国内投资界专家却并不认同赵丹阳的说法，甚至揭巴菲特“老底”，认为天价午餐太离谱。

    天价午餐到底离谱不离谱？短短几天时间，这个问题就已经产生了答案。虽然赵丹阳所说的“无价之宝”目前外人难心知晓，但211万美元花得“非常值得”却是千真万确。原来，赵丹阳用211万美元是为自己搭造了一个赚钱的舞台，而巴菲特则是这个舞台的金字招牌，成为赵丹阳赚钱的摇钱树。

    巴菲特与赵丹阳远远不是一个重量级的人物。巴菲特是世界股神，也是世界首富，是历年天价午餐的主角，没有了巴菲特，这顿天价午餐就办不下去。而赵丹阳只能算是中国投资界的精英而已。赵丹阳把巴菲特当成是自己的老师，赵丹阳以211万美元的天价拍下这顿天价午餐，口口声声是要向巴菲特请教问题。此二人的重与轻一目了然。

    但赵丹阳是一位优秀的编导，他成功能编导了这次天价午餐，使天价午餐的进程按照自己的意志来发展，并最终达到自己的目的。

    奔赴这顿天价午餐，赵丹阳带有多少目的，除了他自己恐怕没人说得清。但为自己投资的重仓股物美商业造势很明显是赵丹阳的目的之一。据港交所披露，截至2009年3月30日，赵丹阳共持有物美商业6595.05万股，为物美商业的第一大流通股股东。正是基于自己重仓物美商业的缘故，这次赴天价午餐，赵丹阳特意为巴菲特带去了物美商业的年报。还在正式聚餐之前，赵丹阳在接受彭博电视采访时就特别提到，自己会询问巴菲特对于物美商业的看法，“我希望巴菲特看看这家公司，这家公司的商业模式很好，管理也很成功”。而聚餐后，赵丹阳称已向巴菲特推荐了物美商业，巴菲特表示他回去看看。赵丹阳本来自称是巴菲特的学生，结果反而直接向巴菲特推荐股票，在举世瞩目的天价午餐这样的背景下，这种新闻的轰动性是不言而喻的。

    赵丹阳造势的效果是很明显的。表现在物美商业的走势上，从6月24日起，物美商业连续4个交易日拉出阳线，涨幅达到23.84%，其中6月29日盘中更是创下10.58港元的两年半新高。赵丹阳的帐面升值了近1.3亿港元（约合1680万美元），相当于8个天价午餐的费用。因此，再回首天价午餐，谁还说211万美元花得不值呢？用211万美元赢造一个天价午餐，世界才会更加瞩目；请上巴菲特这样一个金字招牌做道具，更加凝聚世界的目光。在这种情况下，隆重地把物美商业推荐给巴菲特（实际上是推荐给全世界），物美商业能不产生轰动效应吗？就算巴菲特知道自己成了赵丹阳的摇钱树，但面对211万美元的善款，面对这样一个充满智慧的后来者，巴菲特也应该感到无怨无诲。

    6月28日，证监会一纸“未发现三金药业存在与招股意向书陈述不一致的情况”的结论，为29日三金药业的新股发行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 不过，这一结论并不能消除投资者心中的疑惑，反倒让投资者心中的疑团更大了。就三金药业的发行问题，笔者就有这样三个问题需要公司及有关方面予以解惑。

    一、谁来对国有资产贱卖负责？

    三金集团是三金药业的控股股东。三金药业历年的利润分配表明，该公司是一只能下金蛋的金母鸡。但令人不解的是，在1997年的改制中，三金集团的国有股东桂林市国有资产管理局居然将自己所持有的77.78％的三金集团股权以5148.66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了三金集团的职工。而在随后的4年中，这笔股权的红利收入就达到了2.14亿元。约为转让价格的4倍。而2006~2008年三金药业共派发股票股利及现金红利8.19亿元，如不转让三金集团股权，桂林国资管理层至少可获得4亿元以上的股利及红利收入。可见，桂林国资管理局转让三金集团股权，是放弃对一只能下金蛋的金母鸡的控制权，股权贱卖性质明显。那么，谁来对这种贱卖国有资产的行为负责呢？

    二、保荐机构等利益中人能证明三金药业的清白吗？

    三金药业的发行遭到了“深喉”的举报。令人困惑的是，对“深喉”举报的问题，证监会及其下属监管机构并没有直接参与核查，而是由作为非监管机构的保荐机构、律师事务所及广西地方政府“代劳”，并因此得出了“未发现三金药业存在与招股意向书陈述不一致的情况”的结论。

    其实，作为保荐机构、律师事务所来说，与三金药业是利益共同体。特别是三金药业的许多账户处理，甚至都是保荐机构指导的。让保荐机构与律师事务所这样的利益中人来核查三金药业的问题，这与三金药业的自辩又有多大的不同呢？作为广西地方政府来说，难免会保护地方利益，对于地方企业的上市，地方政府往往都是积极支持并排忧解难，又如何会拖三金药业发行的后腿呢？尤其是桂林市政府，1997年三金集团的改制是其批准的，如今却说改制中存在违规行为，桂林市政府当然也不会轻易答应。因此，为了地方利益，广西自治区政府拿出的核查结论难免会有偏袒性，他们的核查结果，能证明三金药业的清白吗？

    三、三金药业发行何太急？

    证监会之所以在28日晚间作出“未发现三金药业存在与招股意向书陈述不一致的情况”结论，其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无非是为了29日三金药业的发行得以顺利进行而已。但29日三金药业的发行真的就那么重要吗？三金药业固然是IPO重启第一股，但第一股的发行更应该是清清白白的，为随后的新股发行做出一个典范来。既然公司方面以及保荐机构、律师事务所甚至地方政府都认为三金药业没有问题，证监会或派出机构亲自深入实地核查一番就那么困难吗？证券市场的监管工作要让非监管机构来“代劳”，这是监管部门应有的工作态度吗？这种做法能对投资者与中国股市负责吗？

    随着新股发行的开闸，阔别市场9个多月的“打新股”又回来了。投资者要不要参与到“打新股”中来？答案是肯定的。毕竟“打新股”可以将投资者的资金分散开来，有利于分散投资者的投资风险，特别是目前股指已逼近3000点区域，二级市场风险加大，抽出部分资金“打新股”，有利于回避大盘可能出现的调整风险。此外，如果能够幸运中签，投资者还可以获得一笔“打新股”收益，毕竟新股发行刚刚开启，投资者对新股充满热情，在这种情况下，新股破发的可能性甚小。

    不对，对于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来说，在对待“打新股”问题上需要走出三大误区。

    一是认为“打新股”中签率高，所以积极参与“打新股”。不久前进行的新股发行制度改革，提高新股“中签率”是一大亮点。证监会为此推出了提高新股申购中签率的两大措施。之一是将网下网上申购参与对象分开，所有参与网下报价、申购、配售的股票配售对象均不再参与网上申购；之二，对网上单个申购账户设定上限，单一网上申购账户的申购上限原则上不超过本次网上发行股数的千分之一。在这样两项措施得以落实的情况下，新股中签率的提高是有可能的。不过，这种中签率的提高也是有限的。毕竟机构投资者可以开设很多合法的股票帐户，参与申购；而且，中小投资者参与申购热情的高涨，也会降低新股申购的中签率。所以，“打新股”中签率的提高将是有限的。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最后获得中签的机会还是很小。因此，中小投资者对中签新股不能抱有太大的希望，以免希望越大失望越大。

    二是因为“打新股”中签率低而放弃“打新股”。“打新股”的中签率不高，是可以肯定的。但中小投资者没必要因此放弃“打新股”。毕竟在机构“打新股”受到限制的情况下，机构投资者对新股份额的垄断被打破了。虽然同样是中签率不高，但中小投资者获得的股票份额还是增多了。有更多的中小投资者将可能得到中签的机会。所以，中小投资者还是要珍惜“打新股”的机会。更何况即便是不中签，在目前股指逼近3000点的情况下腾出部分资金出来，也有利于规避市场可能出现的回调风险。

    三是“打新股”并非帐户越多越好。在设定申购上限的情况下，对于机构投资者及一些大户来说，确实需要有足够的股票帐户来申购新股。但中小投资者却没有这个必要。以三金药业为例，每股发行价19.80元，网上发行额度为3680万股，单个账户申购的上限为3.68万股，所需资金达73万元。作为一般的中小投资者来说，能拿出这笔资金是有困难的。所以中小投资者一个账户就够用了，没有必要全家人开户打新股，更没有必要借身份证开户打新股。在“打新股”问题上，投资者要保持一颗平常心，能中签更好，不能中签也无损失。  

       
    证监会在完成了对新股发行制度的修改之后，IPO重启工作也终于拉开了序幕，夺得IPO重启第一单的桂林三金也就成了旗手。虽然说新股发行制度的改革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人们希望新发股公司尤其是IPO第一股能够尽可能完美一些的心情却是一致的。

    桂林三金显然有负证监会的重托，有负投资者的厚望。IPO重启工作刚刚拉开序幕，桂林三金的问题就暴露在了公众的面前。根据6月24日《每日经济新闻》上刊发的该报记者方俊从广西桂林发回来的报道，桂林三金招股说明书存在不实披露，该公司的改制存在违规行为。其招股说明书不仅虚增了1995年至1997年的年工资总额；而且还隐瞒了1997年底改制时公司中高层管理人员秘密借公款购买股权的事实。

    这是投资者所不愿意看到的一幕。面对利益的诱惑，在中国的资本市场里，上演了一幕又一幕的“丑剧”。特别是在新股发行上市这个利益的关口，虽然有些公司带着丑恶闯关了；但也有的公司如通海高科、立立电子等则倒在了新股发行的门口。如今，桂林三金的身上也涉嫌在信息披露上的虚报、瞒报行为，这实在是一种悲哀，也是对IPO第一股的玷污。笔者甚至宁愿相信这不是真的。

    但现实总是残酷的。很多企业所存在的问题大家通常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尽可能地予以掩盖。这些问题通常是一查一个准。更何况，这次反映桂林三金问题的，是一位在桂林三金工作了十多年的技术骨干，他自己也参与了借公款买股。所以，桂林三金存在问题的可能性很大。

    从方俊记者的报道来看，桂林三金1995年至1997年年工资总额被虚增的可能性很大。而之所以要虚增1995年至1997年年工资总额，其目的当然是为了掩盖后一个问题，即桂林三金的中高层管理人员借国企钱买国有股的问题。1997年改制时，桂林三金高管、中层及普通员工合计563名自然人出资买下了桂林三金药业集团公司的全部股权，按当时的股权摊派，一些中高管干部有些人要买四五十万股，有些人要买上百万股。买这些股份当然需要钱，而为了掩盖众人借公款买股的事实，自然要“提高”1995年至1997年年工资总额了。桂林三金“提高”1995年至1997年的职工工资总额可谓用心良苦。

    如果上述问题属实，那么，桂林三金改制中这种借国企钱买国有股的做法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它严重违背了当时的以及现行的法律法规政策。根据国资委2009年4月16日的《关于实施<关于规范国有企业职工持股、投资的意见>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这种违规购买的股权，单位中层以上管理人员违规所得股权须上缴集团公司或同级国资监管机构指定的其他单位。如此一来，桂林三金的股东持股情况就要发生重大变化了。

       
    证监会近期对新股发行制度的改革，最大的亮点莫过于提高新股申购的中签率。为此，在证监会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新股发行体制的指导意见》里明确规定，对每一只股票发行，任一股票配售对象只能选择网下或者网上一种方式进行新股申购；同时对网上单个申购账户设定上限，原则上不超过本次网上发行股数的千分之一；并且单个投资者只能使用一个合格账户申购新股。

    如果上述规定能得以落实，对于提高新股网上申购的中签率具是有积极意义。但投资者担心的是，制度虽然不错，但执行起来却走样。很明显的一点是，“新股发行指导意见”并没有对违规行为作出惩处决定，这就使得制度的落实没有保障，新股申购的中签率能不能提高也就成谜。

    证券业协会于6月17日下发的《关于做好新股发行体制改革后新股询价工作的通知》似乎有弥补上述不足之意。《通知》明确了对询价、申购过程四类不规范行为的惩处措施。媒体方面对此进行了报道，纷纷表示证券业协会“严惩”新股询价申购过程中不规范行为。

    严惩询价、申购过程中的不规范行为，这是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共同心愿，也是“新股发行指导意见”得以贯彻落实的重要保证。不过，从证券业协会下发的《通知》来看，所谓“严惩”根本就不存在，在对询价、申购过程不规范行为的惩处措施上，《通知》暴露了股市监管的“纸老虎”本色。

    证券业协会对新股询价、申购过程中不规范行为归纳为四类：一是高报不买；二是已参与网下报价的配售对象又参与同只新股的网上申购；三是参与网上申购的配售对象使用一个以上的账户进行同只新股的网上申购；四是高报少买。但对四类不规范行为的惩处措施，却毫无震慑力，无非是谈话提醒、警告、通报批评与公开谴责而已。这哪里是什么“严惩”？又如何能保证“新股发行指导意见”的贯彻落实呢？

    不仅如此，证券业协会的《通知》与证监会的“新股发行指导意见”，在衔接上还出现了监管的真空地带。证监会的“新股发行指导意见”所规定的是网上发行申购对象是“任一股票配售对象”，当然包括了所有的机构投资者，而证券业协会的《通知》所指定的对象是“询价机构”。如此一来，那些“非询价机构”使用多账户申购，怕是连证券业协会的谈话提醒、警告、通报批评、公开谴责之类都用不上了，“非询价机构”岂不成了股市监管的漏网之鱼？

            
    备受市场关注的IPO重启第一单，在经过一番热炒之后，终于在6月18日晚间浮出水面。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桂林三金）已于18日获得证监会下发的IPO发行批文，成为自去年9月以来第一家获准新股发行的公司。根据该公司发布的招股意向书，该公司将于6月29日正式发行不超过4600万股A股，募集资金6.34亿元。IPO重启也因此而拉开序幕。

    虽然新股发行制度的改革留下了太多的遗憾，但IPO重启却是大势所趋。任何一个股市都不可能长期搁置新股发行，融资是证券市场最主要的使命之一，对于中国股市来说尤其如此。

    IPO的重启是不可避免的。不过，作为投资者来说，有理由要求管理层能够尽可能地让发行制度更加完善一些，在实现股市融资功能的同时，也尽可能地保护投资者的利益，促进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即便是在新股发行制度存在严重不足的情况下，管理层在新股发行的安排上，也应该要尽可能地做到完美一些。但从IPO重启第一单的安排来看，却难言圆满，它至少存在三大不足。

    首先，IPO第一单的安排，更多地体现了管理层的“用心良苦”，而不是市场的选择。日前，管理层对新股发行制度进行改革，其中特别强调的就是新股发行的市场化，要让新股发行定价市场化。为此，管理层还表示要进一步淡化“窗口指导”，减少对新股发行的人为干预。但从IPO第一单的确定来看，从一开始，管理层就背离了市场化发股的原则，而体现出来的是管理层的“慈母”形象，为避免大盘股的发行带给市场以冲击，所以安排桂林三金这样一只小盘股发行。在新股发行断档了9个月之后，在投资者目前对新股热情很高的情况下，这种安排与市场化发行背道而驰。管理层不是淡化了“窗口指导”，而是在深化“窗口指导”。

    其次，IPO第一单并没有体现出发行制度改革的亮点。此前进行的新股发行制度改革，最大的亮点就是重视投资者参与新股发行的意愿，使新股发行向中小投资者适当倾斜，提高股民申购新股的中签率。但在IPO第一单的安排上，管理层并没有考虑市场的需要，只是安排一只小盘股发行，这在投资者“打新”热情高涨的情况下，显然难以满足投资者的需要。所谓重视投资者参与的意愿，提高新股申购中签率，显然只是停留在制度上，而不是落实在新股发行的过程中。真要提高新股申购的中签率，管理层更应该同时安排多只中小盘股发行，或安排大盘股发行。

    其三，IPO第一单的首发新股比例太低，将放大A股市场的劣根性。虽然在此前的新股发行制度改革中，并没有明确提高新股首发所占比例，但却明确规定要“增加可供交易股份数量”。但IPO第一单中，首发规模仅为“不超过4600万股”，只占总股本的10%左右。如此一来，桂林三金发行价格的高企，市场的投机炒作将无法避免。发行人因此而最大化圈钱，大小限因此而最大化获利，二级市场的投资风险也因此而走向最大化。

   IPO重启越来越近了。就在17日，有消息称，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和浙江万马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已于当天下午获得批文，并将于下周开始招股。但是，随后又有消息称，证监会否认下发IPO批文。

    不管这两家公司是否已经拿到批文，IPO重启已无任何悬念。对于IPO重启对股市的影响，有人乐观地表示：IPO重启=利空出尽，这种观点显然忽视了IPO重启对股市的利空作用，其实，这种利空作用甚至是难以回避而且又是影响巨大的。

    股市里确实有“利空出尽”的说法。但这里的“利空”，通常并不对股市构成直接的影响，或者说它对股市的影响很微小，是局部的，短期的。而新股发行对股市的影响却是实实在在的，是长期存在的，IPO重启对股市的影响不是利空出尽，而是利空才刚刚拉开序幕而已。

    首先，IPO重启意味着二级市场失血的开始。在IPO搁浅的状态下，股市里的资金都属于二级市场。在IPO重启之后，不仅打新资金会从二级市场分流出来，而且二级市场上的一些炒作资金也会分流到一级市场上去打新股。特别是新的IPO办法对机构投资者参与网上、网下发行作出了限制，规定任一股票配售对象只能选择网下或者网上一种方式进行新股申购；规定单一网上申购账户的申购上限原则上不超过本次网上发行股数的千分之一。这些规定在严格执行的情况下，有利于提高散户申购新股的中签率。在这种情况下，不排除有更多的二级市场资金被分流到一级市场中去，这对二级市场行情的发展明显不利。

    其次，IPO重启意味着新股发行公司圈钱的开始。融资是股市的基本功能，但中国股市的融资却打下了“圈钱”的烙印，高价发行，超规模融资，以至绝大多数上市公司的融资都演变成了一种圈钱。而此番IPO重启将更加突出IPO圈钱的性质。根据新的IPO办法，新股发行定价将进一步市场化，监管部门将淡化窗口指导，这就意味着新股发行价格将进一步走高，新股发行市盈率突破百倍大关的日子很快就会到来，新股发行将迎来“圈钱”的黄金岁月。而这对于投资者而言，则是投资风险的进一步增加。

    其三，IPO重启意味着大小限生产机器的启动。大小限问题作为大小非问题的延续，这是困扰中国股市健康发展的主要问题之一。目前股市上的大小非问题还没有解决妥当，随着新老划断，股市又突增了大量的大小限问题。如今IPO重启，又将生产出大批量的大小限，源源不断地投入到A股市场，使大小限问题成为中国股市里越积越大的堰塞湖。这不仅增加了市场进一步消化大小限问题的难道，而且这是在源源不断地制造着中国股市的不公平，是将公众投资者的利益通过新股发行的方式源源不断地向大小限输送。这是中国股市最大的不公，它终将动摇中国股市的基石。

    其四，IPO重启也意味着股市泡沫生产机器的启动。在市场化发行的名义上，新股高价发行，然后又高价上市，每上市一只新股就是给股市制造一个巨大的泡沫。一只只新股推向股市，股市的泡沫也越来越多。一旦股市泡沫破灭，中石油的悲剧将继续在股市上演，“问君能有几多愁，巧似满仓中石油”。

            
    随着《关于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新股发行体制的指导意见》的正式颁布，IPO重启也就迫在眉睫了。谁将成为IPO首单，市场充满了猜测。比如中国建筑、成渝高速等，当然，也有人希望由中小盘股来拉开IPO重启的序幕，毕竟中小盘股发行带给股市的冲击较之于大盘股来说要小得多。

    发大盘股，还是发小盘股，由哪家公司来开启IPO重启的序幕，这些问题其实是见仁见智。按照过去的惯例，按时间顺序来发行，谁先过会谁先发股，问题也都迎刃而解了。这种按时间先后来安排发股顺序的做法，较之于特意挑选公司来发行，同样也能令人信服，使新股发行就只是新股发行，而不是市场的“试金石”之类。如果真要对此作出改进的话，笔者的建议就是，不要再由管理层来人为地挑选发行人了，而是把这个选择权交给市场，由市场来决定“谁先发”。

    就本次新股发行制度改革来看，新股发行进一步突出了“市场化”的特点。作为管理层来说，要淡化对新股发行的“窗口指导”，使新股发行定价进一步市场化。而既然“市场化”是这次发行制度改革的一大亮点，那么在新股发行“谁先发”的问题上也采取“市场化”的做法，应该是符合此次新股发行制度改革精神的，它也是淡化管理层“窗口指导”的重要表现形式。

    那么，由市场来决定“谁先发”的意思是什么呢？就字面来理解，其意思很简单，就是哪家过会公司先发行，由市场来决定。具体的做法就是将这些过会公司，分成批次，比如，一批次安排8家或10家公司。将这些公司的主要资料予以公示（可通过纸媒与指定的网络同步公示），由投资者来投票决定哪家公司先发，而每一批次排名靠后的两名，转入到下一批次继续参加公示。

    当然过会公司公示的内容不能太复杂，不能成为招股意向书的摘录，而应该简明扼要，让投资者一目了然。其内容主要包括公司的募资规模，预定的发行价格，公司今后三年的发展目标，公司的分配政策及未来三至五年的分配承诺，大股东维护公司利益的相关承诺、保荐机构的保荐承诺等。让那些发行价低的、成长性好的、能给投资者提供丰厚回报的公司，在公众的投票中，获得优先发行的权力。

    这种由市场来决定“谁先发”的做法，其优点是非常明显的。首先，它能比较真实地反映市场的需求情况，比如，在市场承受能力不强的情况下，投资者肯定不会选择超级大盘股的发行，对于那些发行价格偏高的股票，也很难获得投资者的赞成票。其次，它能让发行人更加重视民意，重视投资者关系，使发行人能够站在投资者的角度想问题，尤其是重视给予投资者回报，增加发行人的股东回报意识。此外，也有利于增加保荐机构、上市公司、大股东对投资者的责任感，更好地维护公众投资者的利益。

    “紫金富豪”柯希平近日在京东方上又风光了一回。根据京东方发布的《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显示，在该公司最近进行的非公开发行中，柯希平斥资16.8亿元以每股2.40元的价格认购京东方7亿增发股，成为此次京东方非公开发行中认购股份最多的投资者。

    更加令人关注的是京东方A股6月10日的表现。当天是京东方新增发50亿A股的上市日，不过，由于这些新增发的股份都有锁定期的限制，故当天并无新增股份上市。而当天涨跌幅限制的取消又给该股票的炒作带来了机会。结果当天京东方A的最大涨幅超过40%，收盘涨幅也达到27.92%。与此相对应的是柯希平帐面浮盈的巨幅增加。还在京东方增发股份未上市之前，柯希平16.8亿元的投入就带来了18.55亿元的帐面浮盈。而按京东方增发股份上市当天的收盘价6.46元计算，柯希平16.8亿元的投资所带来的浮盈更是达到了28.42亿元。柯希平这位挖“金矿”的能手，再一次在京东方A股上也挖出一座“金矿”来，被媒体称之为“A股最牛‘掘金客’”。

    根据有关媒体的报道，柯希平“想做中国巴菲特”。他在紫金矿业上蛰伏了11年，2008年，紫金矿业登陆A股，一夜之间，柯希平在1998年1000多万元的投资变成了74亿元。柯希平因此获得了“紫金富豪”的称号。而这次对京东方也是长线投资。柯希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一直想在高科技领域做些投资，“京东方拥有雄厚的技术，是中国液晶显示行业龙头，符合我的标准。”

    柯希平的投资当然有其成功的地方，这是不容置疑的。不过，柯希平要想给自己贴上“中国巴菲特”的标签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毕竟在柯希平的财富中，烙下了太多中国股市不健康的烙印，柯希平的致富，在一定程度上可说是中国股市制度的怪胎。

    柯希平在紫金矿业上蛰伏了11年不假，但柯希平之所以能够成为“紫金富豪”，除了长线投资的法宝之外，更重要的还是中国股市制度的不完善，是股市政策向柯希平进行利益输送的结果。很明显的事实是，柯希平所持有的紫金矿业股票是按每股0.10元买进的，经过分红送股，柯希平持有紫金矿业股票的成本早就变成了负数。而紫金矿业社会公众股的发行价就达到了7.13元，是柯希平认购价格的71.30倍。而柯希平所持有的股份却按照公众股的价格上市流通，柯希平想不暴富都难。因此，柯希平暴富的过程实在是不如巴菲特的投资那么具有含金量，那样令人信服。

    柯希平这次对京东方A的投资，同样是赤裸裸的利益输送。京东方A非公开发行方案是去年11月份确定，由于当时股市低迷的原因，所以确定的发行价只有2.2元/股。但京东方A的非公开发行的询价日是今年5月13日，当时京东方的股价达到了4.50元。在这种情况下，确定京东方A的增发价格为2.40元，仅为市场价格的53.33%，这是明显的利益输送，只要股市不重复2008年的大熊市，柯希平对京东方的投资将稳赚不亏。这种赚钱方式，不只是柯希平知道，股市里所有的投资者都知道。但公众投资者却没有柯希平这样的参与机会。所以，柯希平即便是在京东方上赚钱再多，那也只是政策输送的，与柯希平的投资能力无关，更与巴菲特的投资方法无关。